案例一 四川省昭觉县、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、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。
四川省昭觉县作为曾经的贫困县，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，安排财政资金定制推广3首文旅宣传歌曲，预算149万元；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使用财政资金，安排其直属事业单位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定制推广1首文旅宣传歌曲，预算300万元。
案例二 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、副市长江敦涛政绩观严重偏差，急功近利、盲目蛮干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。
2019年至2022年，江敦涛担任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期间，为早出政绩、快出政绩，强势推进“金融招商”，未经评估论证和集体研究，违规引入私营企业，安排国有企业融资并设立政府引导基金，由私营企业主导使用，因疏于监督管理，造成巨额国有资金损失风险；鼓吹“政府不举债就是不作为”，明知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，强推硬上多个项目建设，导致新增巨额地方债务。2017年至2025年，多次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，饮用高档酒水；本人及亲属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旅游活动，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。江敦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案例三 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孙继峰加重基层负担问题。
2024年6月，在河北分公司网络代维收入已完成既定目标的情况下，孙继峰未进行调查研究、未掌握地市公司经营状况，机械要求地市公司大幅度增加网络代维业务收入，导致部分地市公司弄虚作假、虚报业务完成情况，造成不良影响。孙继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案例四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花费高额费用向某“百强县”榜单评价机构购买咨询服务，该机构帮助其实现榜单进位。
2024年6月，海城市花费498万元与某“百强县”榜单评价机构签订“县域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研究综合服务”咨询项目合同。该咨询项目研究未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价值的发展建议，海城市顾及“百强县”排名等因素，未就项目成果实效不强等向该评价机构提出不同意见，项目验收流于形式。在2025年榜单评价过程中，该评价机构通过提高主观指标得分的方式帮助多个合作县（市）实现“百强县”上榜进位，其中海城市由客观指标得分第118名调整至综合得分第91名。
案例五 河南省有关部门在引进省外资金工作中设置不合理考核指标，基层为完成任务弄虚作假。
近年来，河南省商务厅在引进省外资金考核中，在基数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逐年递增，频繁通报地方完成情况，明知上报数据不实，不进行认真审核把关。有的县区为完成任务，要求企业提供虚假佐证资料，甚至代企业编造数据，造成数据失真失实。比如，2025年1月至11月，漯河市舞阳县商务局虚报省外到位资金70余亿元，商丘市柘城县商务局虚报省外到位资金40余亿元，郑州市管城区某个项目虚报省外到位资金9.6亿元。
案例六 云南省有关部门在工作中频繁排名通报，有的地方为完成指标进行统计数据造假。
云南省有关部门违反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，每季度对全省129个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增加值及增速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指标进行排名通报。为完成任务，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下达指标，频繁开会调度，基层在上级压力下进行统计数据造假。2022年至2024年3年时间，临沧市双江县有3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虚报产值35亿元，楚雄州双柏县有多个部门、乡镇委托中介机构为284个投资项目编造入库备案资料，累计虚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0余亿元。
案例七 山西省有的市县层层加码摊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。
2022年和2023年，运城市新绛县、晋城市沁水县等地方不顾自身实际、违背市场规律，以行政命令方式层层加码下达指标，强行推进经营主体数量倍增任务。有的将指标任务摊派给所辖乡镇（街道），有的将这项工作纳入对各乡镇（街道）的考核，实施周通报、月调度、季研判、年考核。在上级强推下，部分乡镇（街道）为完成任务、应对考核，采取动员、代办等方式，以群众名义注册一些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经营主体进行充数，甚至出现一人注册20多个经营主体的情况，有的在年度考核评比结束后，再将一些经营主体注销。
案例八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公益活动中设立点赞指标加重基层负担。
2023年，齐齐哈尔市在参与“点赞中国城”公益活动期间，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单位定期调度进度，通报点赞数量排名情况，并明确提出各地区参与率不得低于总人口10%的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召开专题部署推动会，层层传导“压力”，有的县区要求“向主要领导汇报数据统计情况”，有的县区提出每个社区每天要完成500个点赞任务。有的学校和医院分别要求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医生、护士全员参与，班主任汇总全班“点赞”证书照片打包上传。这种摊派点赞任务的做法引发基层干部群众反感。
案例九 国家管网集团办公室对各部门各单位召开会议缺乏统筹，导致开会多陪会多，干部职工反映比较强烈。
据统计，2022年，国家管网集团总部（含部门单位）要求下属企业参加的会议800余次，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，2023年某下属公司参加集团及各部门各单位会议280余次，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会议。2023年9月有关方面指出其“开会多陪会多”问题，此后6个月内会议数量不降反升。会议多陪会多挤占大量工作时间，国家管网集团干部职工对此反映比较强烈。
案例十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规开展达标创建活动，评分标准繁琐需基层提供大量证明材料。
2024年9月，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违规向各省区市有关单位下发通知，部署开展2025年“营养与健康学校（幼儿园）”建设申报评审工作，要求各省区市有关机构组织当地学校、幼儿园申报评审，且提出每年对达标学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。评分标准繁琐，其中营养与健康学校评分表包含8大类共39项内容、117项评分标准，指标层级达到3级。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以上做法明显违反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关于规范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、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有关要求。
案例十一 广东惠州市教育部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缺乏统筹规范，违规开展达标、签订责任状等活动，增加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。
惠州市教育局违反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，未叫停有关达标活动，2024年10月仍然开展中小学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验收工作，要求学校对照100余项验收标准自评自查，准备每月防火检查、每日防火巡查、消防安全教育等各类台账资料。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局2024年5月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安全专项工作，把应由专业部门承担的职责任务摊派给学校，安排学校全面排查校园周边水库、江河湖泊等重点水域，要求学生、家长频繁签订承诺书、责任书，把防溺水工作台账作为校长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究倒查的重要依据，非教育教学事务、过度留痕要求加重了中小学教师负担。
案例十二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政务服务中搞“面子工程”。
近年来，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建设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场所时背离实际需求，搭车建设数字液晶屏、全彩屏48块、105.61平方米，其中有3块屏幕总面积达76.3平方米、耗资227.53万元，这些屏幕主要用于接待来访参观，平时基本处于关闭状态。同时，投资1200万元建设的住建行业人才管理系统、供排水全过程监管系统等6个政务服务信息系统，有的建成后就停用，有的未有效运行，造成资源浪费。还以业务合作为由，将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场所装修、设备购置和运维等费用转嫁给合作银行，后因相关合作银行决定不再向其提供费用，导致场地设施运营难以为继。
案例十三 吉林省白城市有关部门摊派报刊订阅任务，加重基层负担。
近年来，白城市委宣传部在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，违反党中央关于严格规范报刊发行秩序有关要求，搭车摊派其他10余种报刊，并将订阅任务进行分解，有的县为完成任务层层加码，有的乡镇将英文报纸订阅任务摊派给村，2025年仅通榆县就花费139.89万元订阅其他17种报刊。白城市总工会、生态环境局等市直单位也按上级要求向下级摊派行业报刊订阅任务。大量报刊阅读率低，闲置堆放造成浪费。
